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在完善权力交接制度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完善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并且，相较于立法的普遍性规定，职权委托制度使得行政机关可以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转移其部分职权、转移给谁，从而避免执法权下沉给没有承接能力的乡级政府所遇到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在范凯案中针对行政机关间委托引发的被告认定指出：虽然一般认为，受托主体接受委托后仍应以委托主体的名义实施行为，但只要委托主体不是转嫁责任，对委托予以认可，并能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委托关系成立。

[53]他认为，法律之所以需要转让其作用力，则是因为法律具有规范创造力，下位法的合法成立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过行政案件的异地管辖、[81]提升管辖法院的级别、[82]集中管辖或交叉管辖[83]予以消解。法律、法规或规章在规定委托时往往不规定特定的受委托组织，仅规定受委托组织应具备的条件。[19]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在行政机关设法规避当被告的情况下，法官尽管是法律的专业人士但也不易作出准确判断，必将增加查明所作行政行为职权的来源或取得方式的难度。

如征收房屋的补偿以及违法拆迁所造成的赔偿，均由委托事务的县级政府而不是由受委托的街道办事处承担。[46]参见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1期，第34页。[20]除此之外，德国违反秩序行为适用阶层论的原因还在于《违反秩序罚法》制定之时，阶层论在德国刑法学界已然是通说，而没有要件论与阶层论的争议。

摘要:  质量区别说的立法选择并不决定性地影响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参照犯罪论体系。惩罚的本质在于通过权利的削减或义务的增加，迫使行为人履行规范所课予的义务，从而保证规范的遵守与执行。[30]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40]参见姜明安：《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2-43页。

2005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7条第1项将之以明文规定，即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张青波：《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素》，载《法学》2020年第10期，第85-87页。

[25]少数行政法学者持结果犯观点。行政法益与刑法法益、民法法益有着本质区别，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行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亦不相同。在两者的中间地带具有量的差异，由立法者决定科处刑罚还是行政罚。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2条参照其刑法第23条及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5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第13条参照其刑法第24条及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6条规定了紧急避险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第11条参照其刑法第21条规定了依法令及依命令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行为人驾驶机动车将家人送至医院抢救，后被交警查获。以上论述亦可解释为何当前我国绝大部分特别行政处罚规范并未包含危害结果要件。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叙明其来由时，均追溯至整体法秩序，也即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得以援引其他法领域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然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无章可循，更不意味着恣意而为。

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二是必须是正在发生的危险。

相较而言，德国《违反秩序罚法》虽规定以故意为原则，但实践中仍以过失为常态。根据该原理，法律就某事件之规范若如此，则对其他相类似之事件，亦宜为同一之规范，为相同处理，始能适合社会通念，俾能实现法律生活之公平及维护法律秩序之安定。

黄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法理构造》，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第49-52页。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均有其独具特色的不法行为范围，即核心范围。大部分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并无质的差别，应当遵循共同的惩罚原理。张明楷：《行为结构与犯罪构成体系——兼谈行为科学与刑法学的区别》，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第37页。另一方面，行政处罚与刑罚在惩罚理念和制度规范上存在不同。通常行政法规范只需要罗列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等要素即可。

该观点实则混淆了刑法所保护法益与行政处罚法所保护法益的差异，进而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产生了偏差。一些条款的危害结果仅仅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的情节而非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素，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2条。

正当化事由在各个部门法之间具有可通约性，均可为行政法所援引。与之相较，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作出裁决，对相对人施加的制裁较轻。

2.以过失为原则、故意为例外。为了顾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特殊性，需要对犯罪论体系进行改进。

[19]基于阶层论识别犯罪构成已是大势所趋。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作为行权前提，意味着行政处罚权受处罚法定原则之限制，并非恣意。因此，行政处罚往往更加注重效能——社会秩序、行政管理秩序的尽快平复，行政处罚的制度安排相对简洁。若其行为并非基于自己有意识的主观判断而径行作出，那么该行为是不可谴责的。

[26]参见熊樟林：《行政违法真的不需要危害结果吗？》，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41页。叶必丰：《行政处罚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2页。

也就是说，用于识别犯罪的犯罪论体系在惩罚原理的探求上走得更远。方军：《论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第9页。

这意味着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只需具有主观过错即可，或者说只需具备最低限度的主观过错即可。[23]对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同样无需考虑主观态度。

违法性的意义在于判定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是否真正有害于社会，从而形成法益保护必要与否的判断。行政法益是一种抽象的超个人法益，是对秩序稳定的期待。秩序通过禁止性或命令性行政法律规范编织而成，一旦违反这些规范，秩序即被破坏。关键词: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犯罪论体系 构成要件该当性 违法性 有责性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是行政处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适用行政处罚的前提，是行政诉讼中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性审查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政法院1973年度第30号判例称行政罚不以故意或过失为责任条件。姑且不论行政处罚情形是否较刑罚更为复杂，无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做出的具有法律评价意义的行为均应当是有意识的，只是意识的形成过程不尽相同。

2.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得以使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具备阶次性。罪刑法定主义要求，若将某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罚，必须由民主立法预先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及应科以何种刑罚，并予公示，从而在客观上保障公民行动的可预测性。

[33]刑法法益指向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重要个人法益或者可以回归到这些个人法益的超个人法益。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必须符合规则之治的基本要求，受到体现国家与人民根本意志的实定刑法的严格规训与有效约束，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化。